便以入城为例：上海和宁波还好一点，英国人很快就实现了目的；厦门不过是一个方圆一里的炮台，英人主动放弃；至于福州，道光25年的时候实现了外交官入城，英国民人是在道光三十年年初的时候才入的城。最让英国人懊恼和无奈的就是广州，因为入城一事几乎再一次引发双方激战，最后没有办法，只得搁置了此事。
其实，即使是入了城，英人在中国的生活也未必如想象中的那么自由和顺畅，只是中国人那些或者好奇，或者敌视的眼神，就让生活在城中的‘所属家眷’如芒刺在背，时时刻刻都得注意身后有没有来自中国人的动作。一些领事，管事家的太太小姐，更加是连大门都不敢出。本来是想到这遥远而陌生的东方古国来领略一番神秘文化的本意，到了这里才发现，自己的生活起居和行动方式，与这里本来信奉的文化却是这样的格格不入。
此等事体文翰无从过问，也无暇过问，他这一次从香港到上海投递公文，本身是一件不很合乎情理之事——清朝自道光中叶之后，迫于外势，任命两广总督同时兼理五口通商事物大臣的职衔，就近负责和身在香港的驻华公使联络和处理相关事宜。不过时任两广总督的徐广缙是个百分之百昧于外务的书生官员，只从他和任广东巡抚的叶名琛组织十万民勇，不惜因入城之事与英人开战就可见一斑。
文翰自知和他说不清楚道理，绕过五口通商大臣，直接到上海，派遣通译麦华陀把由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关于广州入城一事的照会交给了陆建瀛。并请他转呈大清国皇帝陛下。
英国人的这种做法是很出乎常理的，陆建瀛总算不是傻瓜，知道这样的事情不能轻易同意，当下通过通译询问：“既有公文，应在广东总办五口事物大臣处呈递，因何远至上海面呈？”
麦华陀的答复是：“徐大人与我们不睦，不便呈递。”
陆建瀛知道是因为道光二十九年之事引发的争议，当下好言相劝，以自己职衔所限，不能转呈为由，意图将英国人打发回广州，谁知道麦华陀在中国有年，很知道这些人色厉内荏的本色，当下说道：“若是大人不愿意的话，我也只能远道奔赴天津，交付有司转投了。”
陆建瀛一听这个，有点害怕，当下以‘天津不在五口通商口岸之中，不应违约擅往。而且，沿途文武亦必盘诘拦阻’为由劝阻，谁知道麦华陀吃了秤砣一般的铁下心来，非要到天津投递公文不可。
没奈何，陆建瀛只得好言哄骗，最后答应把照会收下来，由自己代呈大清皇帝，然后等待批示事宜云云。这一次，英国人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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