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会去“提着脑袋干革命”呢？

　　真正要造反的人对皇帝也照样会毕恭毕敬。安禄山对唐明皇地肚里只有一颗赤心的绝对服从令人记忆犹新，这个信号没有任何意义。那能否逆向思维。认为敢和皇帝争辩地就是忠臣，不敢争的就是奸臣呢？可惜。历史上地权臣是敢和皇帝争辩地。不敢争的依然是忠奸难辨。

　　每个开国皇帝都面临着这样的困境：他无法从功臣集团中分离出忠臣和奸臣，但他又必须想尽办法保证自己地儿孙能顺利继承皇位。为此，皇帝们自然有自己地分离信号来进行分离。将可能造反的人清除出去。确保江山永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个”，在不能辨别忠奸时，皇帝们选择了实际上也只能是这样一个分离信号：

　　有能力造反的和没有能力造反的。对于皇帝来说。只要把有能力造反地杀掉。剩下地人即使有造反之心。也无造反之力了。每一代皇帝都面临同样地困境。面临着同样唯一地选择。最后都作出了同样地选择，让我们后人了见识了一幕幕闹剧。不要问你想做什么，而要问你能做什么。功臣们天然有罪，谁让他们有能力造反呢。学者们说中国是外儒内法，至少在对待功臣上这话是对的，所有的皇帝奉行地都是防功臣像防贼一样的人性本恶的哲学思想。

　　而在这一点上。宋太祖的历史性功绩就是不流血地解除兵权，历史上“杯酒释兵权”就是这一方案的经典案例。应该承认。这一方案是极好地。让很大一部分功臣丧失发动政变地能力。但对一个掌握过权力地人来说。这种政治生命的自杀却不是一件容易选择地事情。而且，对那些有极高威望的开国功臣来说。只是交出兵权仍然不可能让上头放心。

　　比如韩信，汉朝建国之初他就被废为淮阴侯，兵权尽无。呆在长安无所事事。即使这样，韩信最后也被灭三族。又如李世民，由于唐朝实行府兵制。李世民平定天下后回到长安其实也没有什么兵权。他在长安的实力不如李建成。在李建成被杀后，李建成地人马差点把秦王府攻破。后来靠扔出李建成的人头破坏对方的军心才奠定胜局。但是，李建成可没有因为这样放松对李世民地警惕。为何功臣交出了兵权还要被清洗呢？

　　其实用经济学理论很容易解释这个现象。功臣们地资产除了官位、兵权这些有形资产外。还有不可与其分离的威望、才干、人际关系和势力集团这些无形资产。功臣们交出了兵权。但这些无形资产却无法一起上交。

　　韩信、李世民等地无形资产足够让上头睡不安枕了。比如韩信，虽然赋闲在家，类似软禁。但他到刘邦的另一大功臣樊哙家作客时，樊哙还是毕恭毕敬，说“大王乃肯临臣”。樊哙在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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