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那个条件。

　　一封书信要走一年，等相互串谋的信息传达到了另外一方的时候，黄花菜都凉了。所以对于大汉当下的这些士族子弟来说，决定其个人行为的因素之中，党派利益不是最大因素，更不是唯一因素。

　　『北域之地，多畜牧、渔猎、采摘，常以物易物，地广人稀，部落之间各自为政，多有联盟而少统属，』庞统又是说道，『而山东之地，繁华鼎盛，自光武而兴，近二百年也……故而主公以物市于北域，却以钱币于山东……』

　　这就产生出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山东之人，知其害者，当不仅止于曹孟德，荀文若，然何为之？』枣祗叹息着说道，『上者奔走疾呼，下者安逸嬉笑……可悲者如是，可叹者亦如是！』

　　籍贯和出身不决定一个人的党派关系，也同样不能成为其行为的唯一标准。

　　即便是在加入派系的时候，有磕头的，也有宣誓的，但是这种行为在更多的时候，只是一个形式，并不能代表其今后的言行举止就能整齐如一。每当此时，宣誓的效用只有在清查和缉拿的时候，才会体现出来，而在其他时间内么……

　　毕竟清查缉拿只是短暂的，而享乐和快活才是永久的。

　　比如在历史上，作为和曹氏政权捆绑最深的『颍川士族集团』，荀或因曹操称公忧愤而死，旋即荀攸二话不说就当任了尚书令，然后陈群撅着屁股带头劝进。这那有一点组织的形态？甚至连团伙都有些谈不上。毕竟团伙二代目上台还要表示一下对于一代目的追忆，有恩报恩，有仇报仇才能坐得稳。

　　在利益面前，即便是士族首领意志如何，也并不影响其下的子弟选择。

　　也宛如大汉当下朝廷的映照。

　　天子刘协如何想的，如何做的，其实都不重要。

　　但是反过来，士族子弟，也在客观上对大汉的政治施加了很大程度上的影响力。

　　保皇的是士族，劝进的也是士族。

　　围绕在各地诸侯身边的是士族，隐居或是奔逃四方的也是士族。

　　士族的动态，成为了当下大汉的动态。

　　因为在汉代，以及在其后的封建王朝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普通人接受教育的成本，依旧是一个民间一般家庭所无法承担的重任。粮食产量不高，吃不饱穿不暖，全民开智就是个屁话。

　　因此就像是枣祗所说的那样，大多数的士族子弟依旧是在凭借着本能在做事情，不是颍川的士族子弟就一定反动，也不是关中的士族子弟就有多进步。

　　进步的只有斐潜，以及跟在斐潜周边，受到了斐潜影响的这一部分人，那么是不是就可以说关中的士族就比山东都进步了，关中就一定能胜过山东？

　　『主公之意，在于天下。』庞统点头道，『天下之所纳，并非是一地一城。便如此羌煮，羌人食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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