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校读书，对于人情世故不甚了解。大家聚在一起，国际风云、国内政局，都是酒桌上的谈资；太祖风流韵事、太宗搬砖看洗澡、高宗说“笨，拉灯”，都是笑料，无伤大雅。同学之间矛盾，顶多也就是吵嘴、挥拳头，从来没听说过用《刑法》定个罪名、往死里整的。等准备步入社会、参加工作了，结果却一失足来到了清末。

　　说说讲讲，自己到清末也七年多了。这七年多的时间里，倒有一半时间是在国外度过的，正因为如此，自己很多时候不能完全融入这个社会，尤其是规矩严苛的官场。

　　自打开始，自己便在京师大学堂、崇实中学做老师，以至于现在，也不过是老实本分的校长而已。此时的社会风气是“一日为师，终生为父”，学生们对自己从来都是尊敬有加，哪里需要自己耍心眼、玩阴谋？正是因为自己三十年多半是躲在学校里混日子，导致自己对于人情世故、风波险恶的认识，还停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结果因为不和一位贝子吃饭，人家就参奏自己是不遵臣道、不敬先师、包藏匪类、潜蓄逆谋、祸乱人心、挟洋自重！和一帮翰林吃饭，喝醉酒念了几句顺口溜，就被人当作是反诗！就凭自己接人待物的态度，要不是老大人罩着，无论在波谲云诡的官场，还是危机暗伏的办学，估计不被锒铛下狱，就是躲到外国请求避难了！

　　尽管对清末的官场毫无好感，对那群顽固昏聩的官员厌恶已极，可是孙元起还是发现了不少社会上的亮点，比如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与人为善，邻里之间的敦睦友爱、互帮互助，个人的守诚信、重然诺。

　　期间，也纠正了不少自己以前认识中的偏差。比如过去书本中描述的地主，无不是肥头大耳、鱼肉乡里的黄世仁形象；到了清末，通过与老赵他们的交谈，才知道无恶不作的地主劣绅自然不少，但更多的地主是依靠勤俭节俭、耕读传家，通过数代积累，才获得了如今的土地。宗族也不是迫害寡妇、酿成家庭悲剧的凶手，而是保证地方稳定、消弭社会矛盾的重要力量。

　　在乡里，虽然没有明确规定，但无论是自身职责，还是公众舆论，都会要求士绅和宗族承担起自己的社会责任，以回报社会——要知道在清末，一个县动辄数十万人，而真正的官员只有数十人，根本无力处理那么多事务，这就要求乡里必须拥有自己的调节机制。

　　当出现修建桥梁、疏通水渠、抵御兵寇等重大事项时，士绅和族长是召集人、决策者、主导者，更是主要的出资人；当出现洪水、干旱等重大灾害时候，他们也会积极出力救灾，发放粮食衣物，向县府呼吁。灾荒之时不能乘人之危买进他人田地、宗族之内不能有被饿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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