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不假！”余肇康笃定地答道，“我前在江西按察使任上，与江西提学使汪颂年过往甚密。这汪颂年便是与孙百熙同时陛辞的，他亲口和我说了此事，对孙百熙能获如此圣眷歆羡不已。据云，皇太后曾许诺凡与兴办学校有关的，孙百熙可以便宜行事，不必事前上奏。”

　　陈夔龙觉得有些棘手，旋即问道：“你的那几位朋友，对这位孙大人评价如何？”

　　“我的那几位旧友对他倒是颇有微词。”

　　“哦，为什么？”陈夔龙一下子来了精神。

　　余肇康道：“这位孙大人自幼在海外留学，不说经、史、子、集，恐怕便是《四书》、《五经》都没有读完。他来湖北之后兴办的各种学堂，半数都与西学格致有关，剩下的要么是师范、要么是中小学堂，却与中学半点无涉。我那几位老友都是科举出身，对此自然啧有烦言。

　　“除此而外，他还规定湖北各级学堂要使用指定的课本。在此之前，各学堂都是用湖北官书局印制的教科书，这些教科书都是湖北士绅编写，虽然各有利弊，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他来之后，却规定统一采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书本，要知道这些书本绝大多数都是他孙大人编写的。据闻仅此一项收入，他每年便可获利数万金！”

　　陈夔龙虽然没有表态，但心中早已牢记此事。然后再问道：“那坊间对他官声有何评价？”

　　“此人虽然年轻，坊间官声却是极好。一来他平日持身颇正，从不聚饮冶游，也不索贿受赂。而且御下甚严，家中妻儿全都留在北京，没有带来湖北，衙门里只有三五幕僚、数名老仆而已。二来虽然身后有皇太后和寿州中堂撑腰，但他只关心学务，从来不插手任何地方事务，接人待物也算平和。有时候得空，他还会亲自到学堂给学生上上课、找老师聊聊天，吃饭也就在路边小摊上随便凑合。所以，湖北官场也有人暗地说他不知道尊卑贵贱。”

　　陈夔龙大有感慨地插话道：“其实，我辈士子自小便读圣贤经典，熏育既久，养性修身都很谨严。为官之后，但也不失为清官廉吏。最终名节不保者，十有七八倒是因为不肖子孙、骄妾悍奴。孙百熙年纪甚轻，子嗣尚小，又不好女色，如此一来，官声如何能不好？”

　　“虽说这位提学使大人平日与人为善，不过发起狠来，也让人退避三舍啊！”余肇康道。

　　“怎么说？”

　　“去年十月，提学使司普通科的科长以为他要去职，言行间便有些阳奉阴违，结果惹恼了他。他就派这位科长亲自巡视湖北各府县，调查公立中小学筹办情况，还不准告假。湖北又大、府县又多，这位倒霉的科长足足在外面跑了半年，今年三月才回到武昌，腿跑细了一圈不说，人足足老了十岁。回来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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