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才能说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或许孙中山有自己的苦衷，形势逼迫他不得不如此。因为他不用这种偏激的口号就募集不来捐款、招徕不到同党，没有捐款、没有同党他就一事无成，只能继续当蹩脚的医生。但一味宣扬种族主义不但无法和国际社会接轨，而且与之前坏了名声的天地会、白莲教、太平天国也无法区别开来，所以他凭借自己对欧美各国制度一鳞半爪的理解，加了个“创立合众政府”、“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尾巴。

　　领导武昌起义的那群革命党人哪晓得孙中山的苦衷，一双眼睛只是牢牢盯住“驱除鞑虏”四个大字，从他们拟定的《中华民国政府鄂都督黎布告》中就能窥见一斑，比如“只因异族**，故此弃尔如遗”、“须知今满政府，并非我家汉儿”、“贼昔食我之肉，我今寝彼之皮”、“共图光复事业，汉家中兴立期”、“士农工商民众，定必同逐胡儿”，处处透露满汉不两立的种族主义气息。

　　武昌光复倒也容易，可鞑虏如何驱除呢？把他们现在就撵回北面去，还是先逮住关押起来以后遣送？无论如何，都存在实际操作上的困难。想来想去，杀人无疑是最简单、最粗暴也是最有效的手段，甚至少部分心急的普通士兵已经开始着手实施。

　　好在湖北的满族人主要集中居住在荆州，武昌倒没有多少。这不多的满人中，主要是轮派到湖北新军中受训的荆州旗兵。

　　康熙二十年（1681），玄烨平定三藩之后，命令在福州、广州、荆州等地设八旗驻防。康熙二十二年（1683），正式派遣满八旗、蒙八旗军进驻湖北荆州，并允许官兵携带家眷，总人数在两万人左右，通称“荆州八旗”。到了光绪三十年（1904），为了提高八旗兵的素质，在湖广总督及荆州将军的安排下，荆州旗兵被轮流派到湖北新军中接受新式训练。这些旗兵主要集中在第八镇步军第十五协第三十标，包括第1营中的两个队，第2、3营的各一个队，大概有一个营的兵力。

　　在武昌起义之前，民间已经广泛流传“杀满”的传言。对于这个传言，不仅很多汉族人相信，满族人更是深信不疑。所以，这些荆州旗兵在武昌起义爆发后，眼看形势不对，害怕被造反的汉人屠杀，赶紧逃到蛇山藏匿起来。

　　10月11日下午，第三十标第1营管带（类似于后世的营长）郜翔宸在蛇山找到了这批人。他神情凝重地说道：“诸位，我刚才在街上看到乱匪的文告，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那个狗贼辜负皇恩背叛朝廷，已经做了革命党的临时都督。他们现在正组织人手搜杀旗人，城中的扎、宝、铁、布四大满姓家族无论妇孺老少均已被杀，尸体堆满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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