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在此危难时刻迎风奋起，左右国家，启蒙民众！”

　　孙元起摇摇头，心想：自己的本意，最初不过是为了谋生，后来稍微开阔些，想让身边的人活得更好，直到立意创办学校，才有一丝科技救国、教育救国的想法，现在也是如此。却从来没有想到梁启超所说的那么宏远。

　　梁启超复又挨着孙元起坐下：“百熙，你编的教科书，我认真拜读过，非常好。可是也有一个小毛病，那就是新思想、新理念没有大张旗鼓地予以突出——当然，我也知道，在现今国内，这些都是犯忌讳的，而且你在《生物》《思想品德》等教科书中也隐约提过，不过还不够。——我觉得，你还可以再编一套历史或者地理的教科书，把国家、民族等观念融入其中。要知道你的教科书在江南流布极广，几乎只要是有学堂的地方，就有你的教科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你有责任、有义务宣传这些！”

　　让我编写历史、地理课本？搞笑的吧！这就是问村长，村长也不知道啊。孙元起就要出口拒绝，可那些话，被梁启超充满希冀的目光生生地逼在嗓子眼里说不出来，只好硬着头皮答道：“好吧，我尽力。”

　　梁启超这才满意，抬起头，望着东方的太阳，最终喃喃低语：“我在日本，不能回国，不过我还能办报纸、还能写文章，也要为宣传新思想、新观念，培养中华新青年而鼓呼！十年、二十年后，我深爱的中华，你会变什么样呢？”

　　下午，横滨港口人来人往，太阳照在东京湾的海面上，波光粼粼。

　　随着一声长长的汽笛，客轮缓缓离开码头，孙元起和杨度等一行，扶着栏杆，挥手作别岸上的梁启超、马君武等。等岸上的人都杳不可见，才走回甲板上。

　　翻着手中的一摞教科书，孙元起越发佩服20世纪初那些一心为国的热血志士。听闻孙元起要为中国学生编写教材，需要相应的参考书，不用梁启超吩咐，那群小伙子就四下寻觅，买的买、借的借，不过一上午，就找来了十多种日本出版的相关教科书。

　　依着本来的意思，就是参考这些书的内容和体例，用自己中学学过的历史书模式来剪裁，再请学校的几位国学大师审阅一番，不出什么大的纰漏。虽然总体上有些剽窃的嫌疑，却也不妨碍使用，再说，自己剽窃的还少么？大致翻了几本，孙元起不觉皱起眉头，这些教材大多是日语写的，比如桑原骘藏《东洋史要》、市村瓒次郎《支那史要》、小川银次郎《东洋史要》等，自己全然看不懂。想起杨度曾在日本留学，便询问道：“皙子，你的日语如何？”

　　“杨某在日本近半年，虽然日常的对话、普通的报刊没问题，还是有很多东西不太明白。”杨度一脸谦虚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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