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卡尔文医生的美满生活仅仅持续了几个月；1990年二月底或者三月初的时候，他和妻子所在的难民营遭到了不明武装队伍的袭击。难民营里绝大部分人都被杀死，还有小部分人失踪，而卡尔文医生下落不明。”

　　斯凯的呼吸骤然急促起来，她战战兢兢地问：“那他的妻子呢？”

　　“不知道。”向前尽量维持着平静的语气，“据事后勘查现场的人说，袭击难民营的武装分子使用了某种极不人道的生化武器，很多死者尸体彻底干枯，无法辨认身份；他们只能确认其中没有白人男性的尸体，但是卡尔文医生的妻子……他们无法确定其生死。”

　　斯凯抱着手臂，吃力地弯下了腰；她觉得胸口闷着一块石头，压得她一口气都喘不上来，只能艰难地发出“嗬嗬”的声音，仿佛破掉的风箱。

　　向前静静地把着方向盘，没有继续往下说；过了很久，他才听到副驾驶座上传来一个低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我就是那个女婴吗？”

　　“是的。”向前说，“当地传出生化袭击的消息后，神盾局介入调查；他们在卡尔文医生的住所发现了你——你是现场唯一的幸存者。”

　　“我妈妈，她叫什么名字？”斯凯说到“妈妈”这个词的时候，向前隐约听到了哭泣的颤音。

　　“没有人知道。”向前给出了一个残忍的答案，“难民营几乎没有身份管理，神盾局也是通过无国界医生组织才了解你父亲的身份。但是无国界医生分布在不同的难民营，互相距离很远；他们也只是听说你父亲结了婚，有了女儿，却没能提供更详细的信息。”

　　副驾驶座上彻底没了声息，小黑客彻底缩成了一团，只有不断颤抖的肩膀告诉旁人，这个女孩正在哭泣。

　　向前专注地开着车，没有打扰斯凯。

　　这种时候，哭一场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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