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无法强力掌握深山老林里的这些女真人。

　　所以他们一旦壮大，就成了帝国贻害无穷的后患，甚至掀起边衅，跟游牧民族一样，成为农耕民族甩不掉的外患。

　　但这对农耕文明几乎无解的一切，对工业文明却完全不算什么事情。

　　工业文明最需要的就是大量廉价劳动力，尤其工坊、牧场、种植园，无不是人力密集型的产业。

　　有这强大的经济动力支撑，这些在深山老林里的野人再无法逍遥法外，全部要被送进工坊里集中生产。

　　这就导致了，偏远人口向中央城镇的聚集。

　　如果边缘人口不断向中心汇聚，那么大宋的疆域虽然广阔，在四方原野中也不再拥有隐藏的暴乱分子。

　　这就很类似于，大清将东北关外龙兴之地的人口迁到了关内，导致龙兴之地都没有人口，再没有女真之患。

　　这个政策如果没有沙俄从北方入侵，很难评价其究竟好坏。

　　所以赵桓在大宋推进这项政策，就有所更易，打算是按城镇化进程，将一座座城镇分散洒在关外，然后再依托这些城镇向外扩散牧场、伐木场、猎场。

　　这方面张浚没有发表言论，三司使李纲却主动开口说道：“臣以为在塞外的得人，重中之重应该是与豪强、胡酋相争。”

　　“豪酋们田连阡陌，猎场千里。无数百姓并不纳税，而是成为流动客户。”

　　“这未尝不是一件好事。可以极大削弱蛮族聚族而居，暴乱成潮的风险。”

　　这一点看起来似乎跟魏晋时期的世家政治很像。

　　农民依附于田连阡陌的大世家，成为其门客，为其效力，成为世家的私人部曲和武装。

　　但其实还是非常不同的。

　　这就要得益于大宋与后世截然不同的经济体制了。

　　明清都是拼了命搞农业的封建小农王朝。

　　但大宋却与其非常不同，整个朝廷更注重工业商业。

　　所以哪怕在农业方面，也更注重契约。

　　这导致客户对大豪强、大庄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并不强烈。

　　可能是因为经历过客家人南下的关系，大宋的百姓并不是一直依附在某一个庄主名下。

　　这些没有田的客户，是跟大农庄主一年签订一次租赁合同。

　　也正是因为这种并不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和土地对农民的捆绑大幅降低，才使得大量百姓可以参与到工商业当中。

　　这种制度随着大宋征服北方，很快也推广了过去。

　　由于大宋的不抑兼并，北方的豪强和胡酋也快速成长为大资本家。

　　他们拥有丰厚的生产资料，比如农田、牧场、矿坑、树林和猎场。

　　但与此同时，对百姓的捆绑也大幅降低了。

　　尤其那些失去土地、失去猎场的蛮人，想要生活，想要相对更轻松，更优渥的生活，显然向西、向南投奔其他大牧场是更优选择。

　　百姓这样一波一波离开，很快女真、蛮族、甚至蒙古的聚集地都会被稀释。

　　与之相对应的，一块一块中原商人的牧场、矿场将会崛起，会为中原提供源源不断的马匹、牲畜、矿产和皮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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