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子曾经曰：‘赋税是官僚、军队、教士和宫廷的生活源泉，总之一句话，它是整个权力机构的生活源泉。强有力的政斧和繁重的赋税是同一个概念……’江南经济之发达，远超全国其他省份，为国家输血的能力，自然也高于其他地区，因此自唐以来，历代统治者便对此地实行厚敛政策，本朝经济名臣丘浚说过：“韩愈谓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以今观之，浙东西又居江南十九，而苏、松、常、嘉、湖五郡，又居两浙十九也。’虽然不免有夸大之言，但国家财政对江南的依赖姓也可见一斑。

　　朝廷为确保重赋的如额征收，一方面规定出身江浙的官员不得任职户部，以堵塞漏洞，防患未然，同时又特意委派朝中重臣或廉干之材为重赋区的地方长官。但无论官吏催科如何严厉，狡黠的豪绅地主总能千方百计逃避赋税，诡寄钱粮，将负担转嫁到无地少地的贫困下户头上，甚至和贪胥墨吏勾结起来，通同作弊，加重小民的负担。

　　因此国初对江南课以重税后，仅仅百余年时间，江南一代的土地占有关系，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原先课税的主体‘官田’……就是属于国家，直接交由百姓耕种的土地，这种土地的税额，向来是民田的两到三倍……部分变成了税负较低的民田，剩下的部分，则大都落在了贫民名下。至于富商名下的土地，则全都以民田登记。

　　更有大量的土地，被投献到取得功名者的名下……江南文教昌盛，中举人进士者多如牛毛，每次大比之后，许多县便有上万亩，甚至数万亩耕地从纳税清单上隐去。但这样一来，那些没有办法捣鬼的贫困下户，就成了重赋的实际交纳者。出现了‘小户要交大户之税，完课者曰受鞭笞，逋赋者逍遥局外’的咄咄怪事。

　　而且尽管朝廷和地方官员，采取了一切措施横征暴敛，但超过百姓供给能力的赋额，在百般敲剥之下，每年仍有大量的税额拖欠下来，所以江南的逋赋现象十分严重，甚至从来就没有交齐过。仅以苏松二府为例，重赋甫定的洪武二年当年，就拖欠了几十万石。从永乐十三年到永乐十九年的短短七年中，二府就拖欠税粮‘不下数百万石’，紧接着的七年，拖欠亦不下数百万石。

　　而后自宣德元年至宣德七年，苏州一府累计逋赋高达八百万石，一代名臣周忱巡抚江南，‘阅籍大骇’。当时苏州府每年应交纳税粮总额是二百七十七万石，松江府岁征一百二十万石，可每年实收税粮额只是应纳额的一半。故而当时有谚云：‘朝廷贪多，百姓贪拖。’

　　这还是大明最好洪、永、宣三朝，其考成之严厉，官吏督催不可谓不卖力，因税粮缺额而革职查处者也不在少数，税粮逋欠仍然如此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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